人物声音

大都市如何支持有特色的小商业

最近,“抢救上海小店”成为舆论热点。不少人关注到,城市日新月异,大商厦大购物中心纷纷拔地而起,那些慢悠悠的“小店”们却晃晃悠悠,经营得颇为艰难。

随着讨论被推向纵深,面对那些以品质,特色为核心竞争力,却未必扛得住市场风雨的小店,政府究竟该不该出“手”,出手之后如何着力,成为讨论的焦点。

同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钟晓华现正身处纽约,从事全球城市与地方商街比较研究。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邓智团近年来一直关注全球城市在中心城区复兴方面的最新趋势。他们的见解,或可为上述话题的探讨带来新的思路。

小店生存难

并不只在上海存在

解放周一:“抢救上海小店”是上海市民近期热议的话题之一。而在前不久,你专门整理了纽约在“拯救”小商业方面的一些对策(详见“链接”)。怎么会想到关注这个问题?

钟晓华:之前因为写博士论文,我聚焦了田子坊,总结了一些它作为一种居商混合的街巷式社区商业业态可以提供的经验,后来又与纽约、东京等地的城市研究学者一起参与了“全球城市与地方商街”的比较研究,所以对相关问题一直比较关注。尤其是跨文化研究地方商街的经历让我了解,原来地方商街不仅仅是一个商业问题,还可以作为“文化遗产”去促进社区发展、增强人们对城市的认同。

这两年,上海一些小店经历的变化,无外乎受到政策性因素和市场性因素的双重影响。随着城市化与全球化的深入,这一现象在世界各地城市都会发生。

就拿纽约来说,它一直给人以大熔炉的印象,在城市包容性和文化多样性上的表现一直很有代表性。我想当然地以为,纽约的小商业应该是比较活跃的。但实际上,来到这里以后发现,最近这一年左右的时间,纽约也出现了市中心关店潮,一些原先很热闹的商业街的商铺空置率很高。

去年,纽约市小商业者在30年前经济萧条期提出的《小商业者生存法案》提案又被拾起重提。其实,这个提案被提出来很久了,一直在反复的民主商议论证过程中,只是在现在小商业危机比较大的背景下又被提了出来。

解放周一:在你所参与的研究和讨论中,有没有什么研究或分析工具,同样也可以为我们所用?

钟晓华:在与国外学者的联合研究中,我们发现有一个“三角关系”堪称地方商街的生态系统。这个“三角”的三个顶点分别是地方政府、商业业主(即国内的“店家”)和产业业主(即国内“店家”的房东)。这三方构成地方商街最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和可能影响相关问题走向的关键变量,直接影响着地方商业的发展。这个分析框架同样适应于对上海小店当前所遇困难的分析和讨论。

影响干预效果的三个维度:持续性、有效性、价值性

解放周一:这次讨论中一个比较大的争议点在于,大部分人会认同“拯救”小商业必须尊重基本的市场规律、不应越过法制边界,但有些小商业不只为单纯的经济功能而存在,还是城市风貌的组成部分、城市风尚的传承者与诠释者。于是,也有观点认为,不能眼巴巴地看着它们“自生自灭”。这个问题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钟晓华:这个问题在纽约也同样存在。我的美方导师、著名城市学者莎朗·佐金有一本著作叫《裸城》。她之所以用了“裸城”这个概念,就是为了强调一个城市的原真性问题。原真性这个概念本来是用来讨论“文化遗产”的,但她认为,这个概念对城市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同样适用。

在不可避免的大资本影响下,在城市以发展为基础的变迁里,原先那些集体记忆、文化认同的承载(比如老街区、老市场、老建筑、老餐馆等)是不是都可以让位于新的都市规划?到最后,纽约原来那些极富代表性的老字号、那些带着社区记忆的小店,是否都会被大型品牌连锁店取代?莎朗·佐金认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些社区的原真性就没有了。

所以,回到“要不要救小店”的问题,我认为可能用“要不要干预”这个中性的提法更合适。毕竟小商业是商业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个主体,如果连它们自己都没办法生存下来,无法抵抗社会的变迁和大趋势的话,无论怎样的“救”最终都不可持续。这是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在于,到底谁出手来“救”?资本逻辑天生具有趋利性,更面临趋利背后的压力。由于它们必须在短期内收回成本并盈利,便不大可能用小商业那种利润低又较为分散的方式去做一些发展性的事情。那么,如果资本不救的话,是政府来救吗?有没有其他第三方的社会力量可以出手?或者,小商业业主们有没有可能通过一些渠道和网络,去抱团“自救”?纽约在后几方面的实践,或许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比如,在政府干预方面,纽约为了支持小商业设立了专门的行政机构,叫“小商业服务局”。除了会有一块专门的政策和基金,去扶持包括自雇者、个体户、小微企业从业人员在内的小商业,还非常重视干预方式的持续性和有效性。实施方案最终是否可以落地是其中一项重要关切。

此外,具体到以谁的标准来界定“特色小店”这样的价值性问题,纽约的做法是,一定要有一个公众参与、多方商讨的机制,光有行政人员加上专业人士是不够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店主是小商业最直接的经营主体,而小店对于社区居民意味着社区记忆、集体记忆的依托。对于那些在社区中如“地标”“社区之眼”一般存在的小店,哪怕它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包子铺,对于它的去留、该不该得到扶持、应该长成什么样子,专业人员并不一定比社区居民更有发言权。因而,对于相关议题的讨论,多方协商的态度是一种必须。

找到市场逻辑与共治能力之间的平衡点

解放周一:这次关于小店命运的讨论出来了以后,小店生存究竟难在哪儿,也受到很多市民的关切。你之前在田子坊做了长时段的田野调查。可不可以以田子坊为例,给大家讲讲,小店在上海这样一方土壤里生存,会遇到哪几个比较难的关节点?

钟晓华:我觉得最难的点就是经济压力,主要表现为开店的成本、租金等。田子坊在发展初期是没什么资金压力的,当时居民们开出的租金都非常低,也并不完全看好这个地方的商业价值。当时进驻的主要是一些有活力但付不起高昂租金的艺术家、画廊等。

但随着这个区域成为一个地标一般的存在,炒高房租的还不是大资本,而是业主。那些原本就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基于预期抬高了租金,为涨租金而随意违约的情况时有发生。到目前为止,由于租金的非理性上涨,可以说,田子坊仍然处于一种“无序的边缘”状态。这时,人们会发现,管委会的作用相对有限,再多的干预也抵不过市场的自我调整。反倒是有些居民比较乐观,认为租金会在越过某个太过离谱的高点后,重新回到一个新的、更为合理的平衡点。

所以,对当下的田子坊来说,除了要去关注创业初始那种自下而上的活力如何保持之外,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找到市场逻辑和共治能力之间的平衡点。毕竟,每个利益群体都有它的诉求,找到平衡点是副作用最小的办法。

说到这儿,我觉得纽约有一项做法可以给我们以启示。在纽约,为了支持小企业、小商业,市政府推出了设立“商业促进区”的做法(详见“链接”)。商业促进区所提供的服务并不代替市政府本就提供的公共服务,而是在此基础上再多做一些。

是否成立商业促进区,由商家们自己抱团提交申请。当市长办公室签署同意该“商业促进区”成立以后,申请者需要依照规定比其他地方多交一些税,但能因此得到更多的服务。具体提供哪些服务,由当地业主和商家决定,主要包括环境改善、资本优化、公共安全、营销推广等。所需资金从多交的税款里出。另外,这个商业促进区的管理委员会是具有法人效力的社会组织,可以通过申请扶持资金和募集社会捐赠,解决自身资金上的问题。

换言之,业主、商家通过多交税来购买政府的服务,或者购买一些被授权的社会组织的服务,然后通过这些额外的支持去带动和吸引更多的客流。这就形成了一种多赢的局面。政府也很乐见其成,毕竟不需要再通过贴钱来做服务。此外,也因为这一系列举措本质上源于自治,政府不会因此增加太多的行政成本,只要严格规范授权流程、邀请专业评估机构评估商区潜力是否符合标准就可以。

以“新公共利益”激活街区创新活力

解放周一:看了“抢救上海小店”相关讨论,你有什么感想?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要支持有特色的小商业,需要拿捏好的分寸在哪里?

邓智团:这两年,城市发展有一个大的逻辑是“城兴人,人兴业”。说的是城市通过对整体大环境的改造来吸引人,然后通过人来集聚产业、激发创新。环境的改造包括两个方面:硬环境的改造比如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软环境的改造包括文化氛围、营商环境、生态环境的改进和提升,等等。在这个大的逻辑下,城市发展不再像以前那样增量式地往外粗放扩张,而是非常重视存量或减量的内涵式发展了。也是在此大背景下,如同《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在很多全球城市,人们重新焕发出对中心城区生活的向往。

一个城市如何才能吸引人?答案很简单,就是特色、品质。在电商的夹击之下,大型购物中心的吸引力肯定是大大下降了。这时,有特色、高品质的小商业和商业街区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这一波讨论之所以能引发巨大共鸣,我想,跟这一发展态势不无关系。而且,可以看到的是,目前普遍呼吁要“拯救”的,并非广义上的小店,而是暗含了有特色、高品质的前置条件。从大家的讨论来看,如何通过合法、有序的治理方式把这些特色小店整体保留、提升起来,是一个基本共识。

不过,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所谓特色便意味着需要更大的服务范围,才能让小店具备承受经营成本与收益压力的可能性。有特色的商业通常比较小众、市场容量不大,因而很难遍地开花。于是,如何发挥特色商街的集群效应,让特色小店们通过集群方式吸引更大的流量,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或许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努力方向。

具体到上海的特色商街问题,大概可以分为存量和增量两个维度。对于存量来说,在现有的框架里“规范”与否非常重要。一方面,原则上,特色小店、特色商街的经营条件、经营范围、营业方式必须合法、合规;但另一方面,我们的政策是不是可以让一些暂时不规范的状况向规范转变,我认为,这是上海可以去尝试的一个方向。

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政策、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允许有一定的弹性,尽量减少“运动式”“一刀切”的做法。这里所说的弹性,可以是时间上的弹性,有时也可以是流程上的弹性;在保留特色小店的同时,也需要注重个体利益与社区利益的综合平衡。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看,政策的落地和实施也需要给店家一个缓冲的余地。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了。而对于增量来说,则相对容易,但需要避免产生为了特色而特色反而失去特色的问题。

解放周一:您之前非常关注全球城市如何通过建设创新街区,来促进中心城区复兴。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先行的经验,也可以给这次话题的讨论提供启示?

邓智团:研究发现,如今一些全球城市在创新街区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除了非常重视开发商与公共机构的通力合作,还出现了一个新趋势:开发商在考虑自身商业利益的同时,还需证明开发过程能否增进街区的“新公共利益”。

新公共利益与传统公共利益不同。传统公共利益多是重视塑造开放空间(公园和广场)或改善基础设施(街道、路灯、供水/下水道升级、停车和路灯)等。新公共利益非常强调改善和就业、创业、创新文化相关的公共利益。尤其,随着传统办公空间和日常生活空间的界限正在淡化甚至消失,有无可增加社会互动合作和观点交流的场所,成为创新街区能否成功的关键。

从这一点来讲,小店的兴衰之所以不容忽视,正因为在社区层面上,它们比同质化的大型商业综合体更易产生个性化、有特色的社会互动和观点交流,也比后者更能提升一个街区的多样性、特色与活力,帮助街区孕育出更加包容的创新文化氛围。

如果我们愿意站在上述趋势的基础上思考问题,或许会以更大积极性群策群力,制定出更人性化、更有弹性的“特色小店保护与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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